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總規模已經超過2500億元。而今年1-5月，北京土地出讓總收入不過250.61億元。土地出讓收入難以支撐還債的險局已經出現。北京市的土地財政會不會出現危局……

地方債務繼續膨脹

國家發改委日前下發一份名為《關于利用債券融資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的文件。而根據財政部最新發布的發債計劃，今年發行2000億元的地方債，所募集的資金將優先用于保障房建設。在地方債務已被認為過度膨脹的形勢下，再為保障房開辟平臺融資，引發了人們對于地方債務負擔加劇的擔憂。

近些年來，由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地方的融資需求不斷遞增，為滿足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國家批準地方搞了投融資平臺，政府于是用土地等為質押通過融資平臺從商業銀行大量借貸，大搞城市基礎建設。自2009年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不斷放大，從5萬億、6萬億、7萬億、9萬億、再到今年6月1日人民銀行所披露的不超過14.376萬億。每界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各自為戰，缺乏統籌，政策缺乏連續性，只管借，不管還，惡性循環逐漸形成。因此地方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土地財政于事無補

由于地方政府主要用土地質押貸款，又主要以土地財政和地方稅收來償還債務，所以土地價格就成為了問題的核心，這也是土地價格被不斷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了房地產價格長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未來一旦土地價格下降，地方政府還款能力就會迅速下降，同時商業銀行的呆壞賬也隨之增加，系統性風險就會凸顯；另外房地產行業如果受到調控政策沖擊，也會影響土地價格，這樣就形成了從房地產到地方債務再到商業銀行的連環套，環環相扣，如果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其它的環節都將深受其害。而地方債務多由地方財政來擔保，建設項目無法盈利就要由地方財政來買單，如地方財政無法承擔，又將債務最后拋給了國家財政。
根據來自全國120個城市平臺債務的調查，僅10%可以完全靠項目現金流作為第一還款來源，其他90%左右的貸款都需要土地開發權、地方政府財政安排等第二還款來源作為支持。而事實上，土地銷售收入的絕大部分是不可能用來償付債務的。200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級收入達到1.58萬億元,其中土地出讓金1.40萬億元200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了1.43萬億元,這其中包括了征地拆遷補償以及補助征地農民、破產或改制國有企業土地收入用于職工安置等。去年一年該基金的結余僅有1800億元。8萬億規模的債務利息保守估計就是4千億，因此，在巨額債務面前，地方政府甚至沒有能力償付利息。同時由于政府過度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管理，因此有著龐大的官僚體系，很多地方財政支出已經淪為吃飯財政，根本沒有余力來償付新的債務。同時總體上，政府的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民生性支出壓力增加，一些非常規支出，使得財政支出壓力已經接近極限。

浪費資源的三宗罪

一、投資效益差。地方融資平臺投資集中的項目之一，是高速鐵路，地鐵，市政工程，形象工程等等。這些項目和工程，雖然每個都被包裝成意義重大，效益多多的模樣，但是實際上大部分并非基于市場本身的需求，在短期內，可以增加經濟活動，拉升GDP但是并不會增加經濟財富。根據以往的經驗做保守估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20%項目可能是沒有效率的。如果再加上政府主導的項目中可能隱含的20%腐敗成本，預計到2012年前10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規模中就可能導致4萬億的直接經濟損失。

二、以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做擔保的專案貸款多是空頭支票。地方融資平臺的項目中，有大量沒有現金流僅憑財政收入擔保和還款的專案貸款，其信貸規模已遠遠超過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能夠承載的能力。今年隨著房地產價格下滑，許多地方已出現土地"滯銷"的情況。最近一系列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土地價格在持續數年升溫后出現回落的跡象。而地價的下滑，嚴重威脅到地方的財政能力和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

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違約有制度風險。首先，地方人民銀行、銀監局、商業銀行都是依靠地方資源生存的，和地方政府、企業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保GDP增長，政府采取了用新泡沫掩蓋舊泡沫的政策，它成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盛行的政策基礎。其次，銀行贏利主要來源是信貸規模無限擴張中的利差收益。信貸規模一放松，國內銀行就使出渾身解數讓自己的信貸規模無限擴張。在銀根松動期間，不是企業如何申請向銀行借錢，而是銀行如何找到對象盡最大努力讓更多的貸款放出去，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則成為商業銀行放貸擴張的主要對象。這樣的制度條件，無疑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迅速擴張的基礎。

路在改革事權財權

在一個明晰的債權債務關系中，應該是誰負債，誰承擔風險，但是事實上，中央政府成了地方政府因"資不抵債"面臨償還危機時的"兜底"，當然其背后真正的埋單者還是廣大的納稅人。在中國目前的政經體制下，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都是體制的部分，大家相互是一家，因此雖然金融機構和地方融資平臺之間會有摩擦，會有博弈，但是不會真正兵戎相見。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綁定的財政體制其實孕育了真正的風險。上述內部多重套牢的機理，其實不僅金融機構明白，地方政府明白，融資平臺的運作者也非常明白。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既然不必嚴格對債務負責，那么必然鼓勵他們超出經濟理性的借債行為，相關參與者共謀了道德風險，從而導致了目前地方債務的快速膨脹。

對于中央政府來說，這就需要改革目前的財政體制，分散風險，使得地方財政有更多的自主權和償債權，從而形成一個多中心的架構來分別償還債務。壓力倒逼下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最近三十年改革的基本邏輯。同時社會對財政體制改革有很多呼吁，因此這種變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通過財政體制改革，增加地方自治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配置合理化，同時加強權力監管，約束地方融資平臺的道德風險，有助于地方政府的信用競爭，清空地方治理走向潰爛的官僚機構。長期來看，這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但是目前的社會政治壓力下，制度變遷已經不可能單兵突進，而必須配合其他相關的制度架構同步推進，才有可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巨額的地方債務問題可以被遮蔽，可以被延期，但是地方債務所包含的財富損失總是需要埋單的。那么理論上政府有哪些可能的解決路徑呢？其實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無非就是緊縮開支、資產變現，財政體制改革，加稅和通貨膨脹等方法。在目前大政府架構下，緊縮開支看起來不太現實。事實上，既有財政支出剛性化，而民生支出，維穩支出等項目不斷增長，總體財政支出有增無減。因此，簡單的說，目前地方政府巨額負債問題正在逐漸逼近，而短期之內，無論當局采取哪些政策組合，都無法有效解決，中長期而言，地方政府債務惡性畸變將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應對經濟危機政策的遺產。
當撥開地方債務的迷霧，我們發現其實它指向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當前仍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見不到長期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同樣面臨著這個問題，而說到底，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在哪里。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小平同志銳意果決的改革開放。一次大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騰飛保駕護航了30年，也成就了中國震撼。但今天的中國，再一次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人口紅利的衰退、進出口的持續惡化、食品安全的人心惶惶，甚至是邊疆也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從地方債務清理推向全面改革是我們的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從經濟結構的轉型，到稅收體系的重構，從土地財政的退出，到中央與地方事權和財權的重塑……這一切改革都需要我們"真干"。而如果我們能真正做到這些就能解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的問題，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極，比如旅游和體育等，從而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