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亞洲戰略調整:中國由朋友變成對手
2007-11-22 09:16:32
德國總理默克爾上臺以來所推行的“價值觀外交”正在對中德關系造成的損害正在深入。德國財政部上周四表示,由于中國方面提出時間上無法安排,德國財長施泰因布呂克與中國財政部長謝旭人原定于12月初的北京會晤不能如期舉行。施泰因布呂克因此取消包括訪問日本和韓國在內的整個亞洲之行……
中國以眼還眼,德國連吃閉門羹
9月23日,德國聯邦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府接見達賴喇嘛的舉動造成了中德兩國關系的大倒退,此舉對中德關系的損害是深遠的。在9月份參加聯大會議期間,楊潔篪外長告訴施泰因邁爾外長,“中國曾一貫支持兩德統一”,因此中國無法理解德國聯邦政府為何一意孤行會見達賴。
在取消德中法治國家對話,人權對話等一系列會晤后,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這一次也吃到了閉門羹。以眼還眼,這便是中國對德國總理默克爾冒犯行為的反應。此次訪華本來已經計劃了數月之久。原計劃隨行訪問的德國之聲經濟部查瓦斯基說:“中國需要為1萬4千億美元外匯儲備尋找投資渠道。而這對德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德國一方面希望中國加大對德國的
投資,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的資本進入德國的一些領域,比如能源,航空等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從今年6月開始,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奧地利聯邦總理古森鮑爾、美國總統布什、加拿大總理哈珀先后會見了達賴。但是中國對于默克爾的舉動最為失望不過。而且隨著法國總統薩科奇、英國首相布朗的上臺,歐洲最為重要的三個國家都開始爭先恐后地迅速接近美國,這種狀況令人不安。
德國推行價值觀外交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中德關系大倒退的中心問題不是默克爾與達賴喇嘛的會晤,這背后是德國外交戰略的轉變。默克爾看來是想推行美國式的價值取向為主導的外交,這是一個新的步驟,是對施羅德以及科爾的外交政策的摒棄。
科爾政府在1993年制定了以經濟利益為核心、以中國為重點的亞洲戰略。但是兩年以來,柏林方面顯然已經改弦更張。德國執政黨正在改變“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該黨10月23日通過的一項新的亞洲戰略決議中稱“當前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尤其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并認為中國影響力的上升不僅是經濟的,而且還有政治、外交、文化以及軍事戰略上的。決議稱,中國與蘇丹、緬甸、委內瑞拉等國拓展關系,“不僅與歐洲的利益相沖突,也給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體制帶來挑戰”。決議還提到了中國軍事現代化挑戰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稱盡管對歐洲沒有直接影響,但如果發生臺海沖突,歐洲也難免受到沖擊。決議建議,德國應加強與亞洲的日本、印度、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來往,與美國合作,確保美國在亞洲安全所扮演的角色,阻止中國等亞洲國家崛起造成區域不安。
三天之后的10月2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親自參加一個政策研討會,盡管說話謹慎,但還是推動了新的亞洲戰略公開化。會上,聯盟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決議的執筆人克萊登呼吁德國更加重視印度的作用,并且不要忘記和德國擁有相同價值觀念的日本、韓國等國。會后,克萊登還約見了英法等國智庫專家卡梅隆、皮特曼等人,希望將這個黨內決議作為歐洲各國及歐盟制定亞洲政策的參考。
默克爾之所以大搞價值觀外交,除了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外,還與她個人的經歷有很大關系。她出生并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東德,但東德的生活經歷并沒給她留下什么好印象。她對中國宗教事務的復雜性也不了解,自然對中國帶有主觀偏見。
德國政府內部的一些官員對默克爾提出了嚴厲批評。這主要是對國際問題有深入認識的外交人士。10月28日,德國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就公開批評默克爾“愚蠢的外交政策給德國國家利益造成損失”。最近德國經濟界紛紛向外交部打電話,詢問為什么對華政策發生變化,使他們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受到影響。
解讀德國對華戰略的三大要素
從默克爾政黨的亞洲戰略文件觀察,由于經濟規模大、國際影響力提升以及意識形態與西方的差別,中國無疑已被德方視為亞洲崛起中最大的挑戰。文件不僅強調了中國對西方工業國在能源、原材料、外貿等領域構成了強有力的競爭,還特別指稱中國發展模式削弱了西方民主體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對德國和歐洲在歐洲范圍以外的經濟、政治利益構成了挑戰。
從文件中可以看出,默克爾的基督教聯盟黨提出的應對中國崛起戰略與美國的想法明顯趨同,可以說包括三大要素:合作、塑造、防范。
合作:德國希望繼續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鼓勵占德國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到中國投資和期待中國企業增加在德投資,還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在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和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德國對外關系學會研究所所長桑德施耐德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說,中國與西方的確存在競爭關系,歐洲國家內部以及歐美之間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競爭關系。但面對中國崛起,目前歐洲人已認識必須通過與中方建設性合作來處理這種競爭關系。桑德施耐德還強調,任何毫無必要性地去增加對抗的企圖都是會產生嚴重問題的。
塑造:默克爾的基督教聯盟黨在亞洲戰略文件中強調,歐洲在與亞洲加強合作的同時,還必須在勞工標準、知識產權保護、原材料供應等方面確保中國等亞洲大國與歐洲競爭的“公平性”,為此必須促使這些亞洲大國融入國際規則體系,使其成為美國人所說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該黨建議的方案一是通過德國在今年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時提議啟動的“海利根達姆進程”逐步加深中國、印度等大國與八國集團的聯系,另一種選擇方式是加強包括主要發達國家和中、印等發展中大國的20國集團的作用。此外,還可以進一步加深中國等亞洲大國與經合組織的聯系。
防范: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其亞洲戰略文件中強調,為應對中國等國崛起,首先歐盟內部必須加強團結,其次要加強與美國的對話協調,此外德國還有必要進一步深化與傳統亞洲盟友的關系,特別是日本、印度、韓國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有相同價值觀國家的關系。這其實是在向美國學習,在跟中國建設性交往的同時,不放棄或是更加大力度地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和其他亞洲大國的關系,以防萬一。這實際上是一種分散風險的做法,以應對萬一與中國的關系出現僵局、中國崛起出現一些波折或是與中國打交道時力不從心的情況。
不難看出,德國基督教聯盟黨在亞洲戰略文件中談及中國問題時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其實,用價值觀念主導德國外交政策的制訂并不是很新的發展,但是在一份黨的戰略文件中對中國發展、特別是發展模式指手畫腳卻是一個新的動作。戰略文件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目前尚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