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1.72萬億元，其中稅收收入10.06萬億元，同比增長12.1%，稅收總收入增速大幅回落，為近三年最低水平，增速分別比2011年和2010年低10.5和10.9個百分點。而同期全國公共財政支出12.57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支出超收入0.85萬億元，超支額創近十年來新高。

這"一高一低"的背后，一方面預示著我國喊了很多年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終于取得了初步成效，另一方面又暗含著下一步的減稅恐將更加困難，因為財政支出持續走高，繼續減稅必成無源之水。

在當下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大背景下，通過"結構性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并促進經濟轉型，已是學界和政府的共識。一方面，"有增有減、重在減稅"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對修平收入差距、擴大內需不失為一劑良方，另一方面通過這"一增一減"也能有效傳遞政府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政策思路和產業導向。財政部數據也顯示，2012年我們在這方面也確實有所作為。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以及調整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率使得2012年個人所得稅收入比2011年下降3.9%，尤其是工薪所得稅下降8%；提高出口退稅率和加快出口退稅進度使得出口退稅比上年增長13.3%。可以說，2012年"結構性減稅"砸地的鏗鏘之聲為早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給了力，也開了好頭。

減稅當然是好事，但支出大幅增長也帶來了隱憂。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增長15.1%，其中地方財政支出增長15.3%，增幅雖低于前些年一直持續的近20%的增長，但已遠超12%左右的財政收入增幅。減稅的同時卻增支，帶來的后果有三個：一是政府赤字增加，2012年政府赤字超過8000億元，2013年再增50%，達到1.2萬億；二是地方政府隱形債務增加，"舊債未去新債又來"。有研究估計，2012年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新增債務超過2萬億元，2013年預計到期的債務總額近3萬億元，已占到了地方財政收入的50%以上，地方政府將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三是"堤內損失堤外補"， 稅收收入下降的同時非稅收入卻罕見地大幅增長。2012年全國非稅收入達1.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7.5%，地方非稅收入更是增長20.3%。

從上面的分析發現，一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就是：支出不減難以持續減稅。否則，即使減了稅，政府信用背書下的債務融資、非稅收入等隱形化的"稅收"負擔就會水漲船高。

那么，要問的是，我們能從總量上削減支出規模嗎？來個"結構性減支"如何？具體步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嘗試：

首先，不妨也做個頂層設計，把財政減支的目標、路線圖和具體時間表確定下來。總的支出規模不減，減少一下支出的增長速度總是可以的吧。難道一定要出現歐債危機似的財政窘境，我們才能醒悟過來？

其次，逐漸壓縮行政管理性支出比例。目前，我國的行政管理費支出比例已經超過20%，而且從1994年來呈上升的趨勢。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行政管理費支出比例都在10%以下，特別是德國、韓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這一比例都在5%左右。從理論上講，在一定程度上, 財政支出結構改革是"果", 而政府職能轉變才是"因"。因此，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壓縮行政管理性支出才能水到渠成。

再次，大幅壓縮經濟性支出比例。雖然自2000年以來，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比例呈大幅下降的趨勢，但所占比例仍超過20%，僅次于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福利性支出，排名第二。如果考慮土地轉讓費等政府基金性支出，以及地方融資平臺籌集的經濟建設性支出，則政府經濟性支出總額肯定穩坐頭把交椅。與此相比較，歐盟這一比例為8%左右，德國7%，丹麥4%；新興市場國家雖然高于歐盟，但也只有15%左右；韓國為5%-10%。當下，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導致的連串問題已為大家所詬病：投資低效率、產能過剩、無序的財政補貼、突破底線的招商引資等等。壓縮"三公"經費很重要，其實換個角度看，壓縮經濟性財政支出應該更有空間，也更有必要。

最后，在以上兩個方面做"減法"的基礎上，才能在公共服務支出上做"加法"。2012年，我國在科技、教育、文化、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占比約為40%左右，雖與前些年比有大幅度提高，但與歐美等發達國家60%-70%的比例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

總之，在未來的十年中，我們在持續推進"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從平衡財政職能和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角度出發，讓"結構性減稅"和"結構性減支"齊頭并進，可能才是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