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必須要想辦法出口我們的思想，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智庫生產出來的、提供出來的全球治理，這是對于中國智庫而言，也包括對大學里智庫的使命和作用，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智庫是知行的橋梁

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道理，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組織，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層面，始終沒有行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但是并沒有提供到知的層面，而智庫的角色是在知和行之間搭建一個雙向的橋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反思轉化這個"行"，另外要把"行"轉為"知"，這是屬于"知"跟"行"之間，這兩者本身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政策研究者和哲學家必須有足夠的區別，哲學家可以探討所有的一切，無論是現在存在的還是虛空想象的，因此哲學家和哲學思考的人們會有非常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從現在來看，人類社會到現在所實現的理想并不多，人們頭腦里所產生的理想大部分是歷史的記憶，因此，智庫必須懂得哲學知識，如果不懂得哲學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就很難分辨哪些理想是烏托邦，哪些理想是可以實現的。政策研究者和政治官員還需要區分開，不要把自己看成官員，因為政府的官員主要是微觀的層面，政府研究者可以超越利益，放到宏觀的角度來看。

社會對話需要智庫

智庫在通過社會對話來促進包容和發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雇員與雇主之間的關系以及雇員和雇工組織之間的對話十分重要，這對于包容性的發展來說具有實在意義。例如，中國的"十二五"計劃事實上就是要確保一個包容性的發展，同時使得發展能夠更加的公平，同時還有社會的公正。中國要實現包容性的發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時還需要調整權力機構，包括經濟中關鍵的利益相關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權力機構，才能夠實現包容性的發展。

事實上，工會本身也是一種類型的社會智庫。很多國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體談判來實現的，不同的國家，它的集體談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歐國家，事實上70%、80%多的員工都參與到集體的談判機制，但是美國、日本的員工參與集體談判的不到20%。由于這樣的差別，工資的差距，在員工參與集體談判比較低的情況下差距比較大，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固定的內在的聯系，越多的員工參與到集體談判機制里，工資差距就會越小。工資最高的10%和工資低的90%之間的差距是比較低的，所以顯示集體談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參與到集體談判里面，工資的差距就會越小。

工會加強集體談判有一定的空間，通過集體溝通這樣一種改革的話，不光是可以改變收入分配的情況，還可以改善二次分配，社會需要一種智庫更加系統的參與來研究工會以及雇員之間的對話，進行研究，同時在中間起到一個橋梁作用，從而來更好的協調雙方關系的優化，這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國際的問題。

新形勢下智庫的轉型

"治理"以政府為主體，這就要求加強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目前，"國際治理"和"全球治理"已經達不到新形勢的要求了，智庫需要考慮某種類型的世界政府，如加強聯合國，加強國際貨幣基金。對于當前全球治理改革還是重建情況的問題，整個國際上，包括在中國在內大概有兩個意見，一個是要改革舊的東西，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改革聯合國。還有一種思想是重建，例如最近關于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想法，這就是世界認同"世界不會回到以前的情況"。作為智庫，要把改革和重建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現在已經存在許多個全球治理，比如G20，需要解決的最高的問題就是治理已經存在的各種各樣的東西，聯合國安理會可能也要完成這樣的角色，人類社會存在政治、金融、安全、貨幣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有更高的治理去面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間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這是更高層次的任務。

經濟治理變革對智庫的要求

全球經濟治理的變革對于智庫來說提出了三點新要求。

第一，要求智庫把獨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結合在一起。每一個國家的智庫、每一個地區的智庫也都在標榜自己的獨立性，對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來說，獨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歷史國情，同時又符合世界發展的總道路，這就需要智庫堅持歷史文化的特性，這是國家層面的獨立性。同時，智庫的獨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觀、科學、冷靜，多角度地來觀察世界、觀察自己。包容性就是在這樣一個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的條件下，互相傾聽、互相吸取，要包容。借鑒成功國家決策的經驗、理念、成功治理的經驗。可以稱得上智庫的，都要做到獨立性和包容性的統一。    

第二，智庫需要要做到現實性和前瞻性的統一。現實性，主要指要更加冷靜地看到自己發展的階段以及真正具有實力，不要高估自己。發達國家仍然有自己的優勢，科技、文化，還有一些理念、管理經驗、治理國家等等，他們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也需要新興國家學習。智庫就需要把這個學習的過程聯系起來。

同樣，前瞻性也非常重要，質庫需要世界的眼光，博大的胸懷以及視野，看到未來的前景和人類的追求，包括綠色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智能型的發展等等。例如，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和歐盟2020年戰略當中，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智庫要有這種前瞻性，并爭取國家和各國更好的發展未來。

第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統一。智庫不僅要對現存的世界經濟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國不合理的體制、政策持一種冷靜、科學的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矛盾，掩蓋問題。同時，也要更多地著眼于建設。面對問題、矛盾，作為智庫，需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來，提出更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使其能夠得到解決，最終使本地區的人民、本國的人民，以及世界的人民從這些建設性的意見當中得到福祉，得到好處。

新興國家智庫的局限性

麥凱恩做過一個目前覆蓋面比較廣的智庫統計，從這個統計里，全球的智庫絕大部分還是在北美和西歐，所以，智庫作為政策研究機構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全球治理里發揮重要的作用還是發達國家。這些年新興國家的的智庫發展非常快，例如，金磚國家里，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常年有一些合作和聯系，并慢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金磚國家智庫的特點，就是跟政府的聯系相對來講比較緊密。俄羅斯的智庫其實都是跟政府有一定的關系，或者從原蘇聯官方研究機構轉變而來，印度、南非等等都有這樣的特點。但是現在科學院系統和海外的機構也漸漸獨立。從目前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智庫運行模式還沒有一個完全比較穩定的運行模式。它的研究質量也是不穩定的，有的時候有一些比較高質量的報告，但也有的時候質量平平。怎么樣建立一個穩定的運行模式，這是金磚國家智庫面對的共同問題。

政府的政策影響，主要是靠研究成果報告，但實際上智庫對政策的影響有幾種方式，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就是旋轉，智庫的人員參與到政府當中去。目前，金磚五國智庫的對話還有一些局限性，缺少這樣與政府資源之間雙向的交流，這也是今后新興國家智庫發展的趨勢之一。

中國扮演重要角色

6月26日，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25日-26日在北京舉行，挪威駐華大使司文先生26日在論壇上表示，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對于中國貢獻的話，沒有中國的貢獻，沒有新興經濟體的貢獻，想恢復這么快是不可能的。看到在世界經濟當中，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戰以后所建立起來的全球治理的模式應該做相應的變化。

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各國面對的挑戰是非常復雜的，這決定了決策者需要智庫，以此尋求新的思維，為政策所借鑒。在世界經濟復興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戰以后所建立起來的全球治理的模式應該做相應的變化。智庫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視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強化智庫跟政府之間的聯系。中國的決策者現在越來越愿意傾聽、愿意接受智庫的意見，吸收智庫的意見，是在尋求好的創意，找到如何治理這樣大的國家的方法，實現好的經濟轉變和社會轉變。

中國智庫必須要想辦法出口我們的思想，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智庫生產出來的、提供出來的全球治理，這是對于中國智庫而言，也包括對大學里智庫的使命和作用，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當然，中國的現代智庫還在起步階段，相對于官方智庫的建設，民間智庫的發展也是是必要的。美國有很多智庫都是民辦的，用自已的研究成果換錢養智庫和發展智庫。中國也有很多智庫，數量可能比美國還多，但多數質量不如美國。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大多屬于官辦或半官辦，說官話和說半官話的多；二是浮躁，沉下來研究問題的少；三是學術不很自由，敢說真話的少。因此，中國智庫的建設，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