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中美關系的焦點議題。導火索就是美國政府開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發表講話表示，中國和亞洲將會繼續是美國出口的龐大市場，但必須處理匯率問題，以確保美國產品不會面對“龐大的競爭不利因素”。

客觀地講，西方國家在公開場合討論人民幣匯率，未必能夠對中國的外匯政策產生大的影響，但這些忽明忽暗的討論，卻能夠實實在在地影響金融市場上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可以預見，匯率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后危機時代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在經濟問題上進行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個必然手段。

隨著貿易全球化的深入，中國通過出口導向型模式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儲備，然而在人民幣無法實現自由兌換的條件下，人民幣低估也成為匯率管制環境下的必然。從全球貿易的角度來看，具體匯率政策決定市場走向，匯率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異常重要的問題，它的高低往往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出口競爭力。隨著中國制造觸摸到所有的領域之后，競爭的矛盾也就在匯率政策上表現得異常明顯。但是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在結構調整的非常時期，匯率問題也面臨著異常的困境。

誠然，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國際市場的需求萎靡，對于嚴重依賴外需的經濟體，是相當沉重的打擊。經濟前景黯淡，投資者信心大受影響，使得這些經濟體的貨幣都承受了很大的貶值壓力（日圓除外）。而鑒于貶值有助于提升出口表現，這些經濟體的主管部門都樂見本幣出現貶值趨勢，甚至有意通過加速本幣貶值來打響一場以保護出口為目標的“匯率貶值戰”。

由于國際市場需求的大幅下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不可能一枝獨秀，尤其是外貿出口出現了巨大的困難。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的出口從兩位數的增長高臺跳水，出現2.2%的降幅；到2009年上半年，累計降幅達21.8%；直到11月份降幅才收窄為1.2%。面對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形成的巨大壓力，我國實施了強大的內需刺激計劃。同時為穩定社會就業，中央高層也多次強調千方百計保持外貿的基本穩定，實施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多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此外，在金融危機肆虐的時期，人民幣一直維持著“弱盯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使得我國的外貿出口在2009年基本上維持了平穩的態勢。來自海關總署最新的數據顯示，2009年12月份，我國外貿進出口大幅增長，進出口總值2430.2億美元，同比增長32.7%，環比增長16.7%。

人民幣匯率已止跌回升。去年1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走強而止跌反彈，當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為113.78，環比微漲0.34%。此前3個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環比均為下跌。去年全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幅度為6.11%。此外，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為111.68，環比上漲0.69%，結束了此前連續8個月下滑的態勢。這表明隨著我國外貿出口形勢的好轉，也給人民幣帶來了升值的壓力，也在進一步考驗著我國經濟回升的質量，本質上是對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提出了挑戰。此外，央行近期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截至2009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23992億美元，同比增長23.28%。2009年全年國家外匯儲備共增加4531億美元，遠高于當期外貿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FDI）之和，顯示熱錢回流趨勢已形成。

隨著美國經濟進入復蘇的時期，在一邊倒的外部壓力下，流入中國套取未來人民幣升值收益的熱錢規模迅速放大。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270。從過去的政策實踐來看，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累計升值已經超過20%。這種緩慢、漸進的匯率升值過程，往往容易催生資本市場的膨脹甚至是泡沫。而從我國持續的高速增長歷程來看，主要是以低廉的價格造就了“中國制造”，從而壟斷了中低端消費市場。此外低廉的銀行資本不斷提升產能。然而在這種粗放式的發展模式上，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依然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改變，高端制造被德國和日本壟斷，金融市場和高科技被美國壟斷。這正是經濟學家郎咸平所說的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牢牢地控制著“中國制造”，在這樣的困境下，中國的制造業要實現升級，困難可見一斑。

    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升值是勢在必然，特別是隨著我國出口形勢的好轉，推動人民幣升值時機已經很成熟，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而緩步升值是一種合理的選擇：之所以要升值，是因為人民幣內在價值被嚴重低估，導致我國國民福利大量流失；而升值只能選擇緩步進行而不能一步到位，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個時間過程，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應該一下子弱化，出口依賴只能逐漸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