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9月設在國家發改委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小組成立，迄今已一年有余。伴隨著不同意見的反復碰撞，受到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新一輪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正日益臨近面世的時刻……

史無前例的“多元化”制定過程

2005年7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撰寫的《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指出，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失敗，并導致了普遍意義上的看病難、看病貴和明顯的社會不公等問題，并建議以強化政府責任的思路來進行醫
改。隨后，醫療問題應該由“市場主導”轉為“政府主導”的聲音越來越強烈。

2006年8月，國務院批準由國家發改委、衛生部等14部委(后增加至16部委)成立醫改協調小組，標志著中國式醫療改革方案制定工作正式進入起草階段。

為集思廣益、保證方案科學性和合理性，2007年初，醫改協調小組決定委托獨立、平行的6家海內外研究機構參與制定醫改方案。

2007年5月初，時任北師大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的顧昕，受邀擔任第7套醫改方案的主筆。據顧昕透露，原因或許是有關部門認為，前6套方案較多地主張政府主導，且在很多方面趨同，他們想聽聽不同的聲音。
而據透露，5月30日至31日的“過堂”結果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為原先主張“政府主導”的6套方案在最后時刻“臨陣倒戈”，在當時所有的8個方案中只剩下一個半“政府主導”方案；其中，北大的方案一分為二，一半主張政府主導，一半主張市場主導。

而截至今年5月末，醫改協調小組共選擇了包括北大、復旦、北師大、人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麥肯錫咨詢公司等8家海內外獨立機構起草的醫改方案。

6月，清華大學聯合哈佛大學起草了第9套醫改方案呈交到醫改協調小組上報國務院，供決策層參考。

因此，可以說此次醫改方案的制訂過程的確史無前例地體現了“多元化”。

政府主導趨勢明朗

10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針對中國未來醫療體制改革不僅提出“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更明確了要“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

10月17日至18日，國家發改委牽頭分別在南昌、天津召開了南北兩大片區的“醫改座談會”（下稱“1017會議”）。據悉，南北方各省區市的主管副省（市）長，發改委、衛生、財政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均參加了此次會議；會議最終確定了醫改方案將在融合9家獨立機構草擬的醫改方案的基礎上，形成一套中國式的醫療改革新方案，并向社會征求意見。

在“1017會議”上，中國式醫改的原則性問題已經初露端倪。在提供與會人員討論的醫改方案文本中，“一個總體目標、四個主要原則和八大改革方向”被明確。一個總體目標，即到2020年建立一個覆蓋中國城鄉全體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四大原則，即公共衛生、醫療保障、醫院管理、基本醫療服務；八大改革方向，主要包括醫療管理、運營、投資、監管體系、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

10月24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今年我國第四季度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其中抓緊完成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被列其中。

目前，雖然醫改方案即刻公布的可性能不大，但“政府主導”，而非“市場主導”已經逐漸成為醫療改革方向的主軸。

更大范圍論證即將展開

目前發改委擬提交國務院的醫改方案，已形成較成熟的成稿。11月底，發改委、衛生部等部門將組織更大范圍的論證。進一步完善后將向國務院呈報。從總體框架看，圍繞“建立基本醫療制度”這一目標，新版醫改方案形成了多種制度交叉并進的復合結構。主要包括四大體系、八項機制和兩項基本制度。

所謂四大體系，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按照方案設想，這四大體系要力求在2020年實現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全面覆蓋。同時，方案還提出應完善八項機制，以此保證市場環境中基本醫療衛生制度良性運轉，包括醫療管理機制、運營機制、籌資投入、監管機制、信息技術、人力資源、定價機制和立法保障等。

與此相對應，方案還提出建立兩項基本制度，即基本藥物制度以及公立醫院管理制度的設想。在這一框架中，“公益性”始終是一個關鍵詞。方案強調，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強化政府的責任和投入。應該說，這是一個以市場化為方向、重視區分政府和市場責任的總體構想。

衛生部長陳竺此前在公開場合指出，未來的醫療衛生體制應當是“一個大廈，四梁八柱”。他表示，如果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一座大廈，公共衛生體系、基本醫療服務體系、保障體系以及藥物供給體系則是這座大廈的大梁。同時，他把八項機制稱為大廈的支柱。

實際上，該方案中，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四個體系的聯動，恰恰是2000年上一輪醫改中醫療、醫保、醫藥“三醫并舉”思路的延續。

而在八項機制的建設中，信息化的要求是首次出現在醫改方案中。據了解，九套方案之一的北大方案，提出了有關信息化以及與之相關的醫院管理、監管機制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