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發生在中國經濟領域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隨著中央政府對于宏觀調控的力度加大，宏觀經濟當中的一個重要指數CPI反而一直在走強。所以，就在三個月前，人們還在擔心物價會不會一路高漲。但現在隨著4、5月宏觀數據的陸續披露，CPI正在連續下滑，在學術范圍內，通貨緊縮、經濟降溫的話題卻已然成為討論重點。甚至上升到了質疑去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正確性上來……

多項指標暗示中國面臨“通縮”風險

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1至5月的經濟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已連續兩個月環比下跌，增長保持在1.8%這個并不高的水平上，但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卻仍然走高。尤其是4－5月CPI持續處于2%以下的低位，PPI漲幅(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高于CPI漲幅以及二者之間的“剪刀差”，是自1996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和強度最大的一次。上下游價格的嚴重分離則加劇了人們對通貨緊縮的擔憂。這意味著，熱度未減的工業熱如果還拉不起消費，經濟可能一直往下行的通道走。

在CPI同比增長1.8%同時，FDI連續兩個月下滑，5月FDI同比下降22%，4月下降27%；M1(廣義貨幣發行量)和M2(狹義貨幣發行量)增幅仍控制在15%之內，央行貨幣政策閘門收緊。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劍峰博士也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說，我國經濟在去年初到達周期頂峰，投資和GDP已處于并將繼續處于下滑態勢。

我們可以從上面的多項傳統指標看出，CPI增長與PPI增長輻度相關甚遠，表明企業的利潤正在被吞食。而FDI連續兩個月下降及貨幣發行量的萎縮都是通貨緊縮的重要特征。一時間，中國面臨通縮風險的猜測又紛紛出現，不由得讓我們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形勢擔心，甚至歸咎于最近兩年實行的宏觀調控手段。

當前“通縮”與宏觀調控無直接關系

去年以來的全國范圍內的宏觀調控源于部分行業的發展過熱和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針對房地產業發展的整頓文件和措施，其密度和激烈程度是近些年所少有的。因此，許多人將目前出現的一些通貨緊縮的苗頭歸咎于“打擊一大片”的宏觀調控政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認為，經濟只是局部過熱。今年，對房地產業的調控在他看來可能有一點手重。他表示，通貨緊縮的苗頭從5月份的貨幣供應量和國內總投資狀況下滑中已經可以看出，但央行如果處理得好，通縮苗頭很容易解決。并且，由于貿易順差，人民幣兌日元實際已經升值，因此下季度我國出口很可能減少，如果內需同時受到控制，社會總需求將被拉低，經濟由此下行。他的結論是：如果對需求和投資的控制仍然偏緊，中國經濟可能進入半年到一年的疲軟期。目前，學術界持“投資控制過嚴”論的學者不止宋國青一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曹鳳岐表示，今年經濟是不是過熱還有待觀察，在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中，有些地方的手法可能過重了。

如果遵循上面專家學者的思路軌跡我們很容易得出下面的結論：去年以來的針對汽車、房屋市場的一系列治理活動已經引發的民間需求不振的情況，同時在一些行業的投資也受到了限制，這些東西都是引發目前通縮情況的一些潛在因素。因此，本輪宏觀調控應該到此為止，政府要繼續鼓勵房地產業的穩定發展，鼓勵一些行業的大力投資來帶動整個經濟的活力。

但是分析員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目前遇到的問題，不是發展速度和宏觀調控是否對發展造成影響的問題，而是發展的結構與質量的問題。現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依然依賴于大規模投資拉動，而投資方向主要是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業。這些大項目上的快，GDP增長和稅收見效就快。但對于老百姓的就業和消費沒有太大幫助。大多數國家都是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對進出口依賴程度過高也壓制了中國內需的增長。如果真正啟動消費，提高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宏觀經濟必然減少對外貿的依存度。目前中國GDP增長對進出口依存度高達70%，而美國和日本只有22%和15%。

就拿最近非常熱鬧的房地產業來說，最近這十年可謂風風火火，“供需兩旺”，成為中國制造億萬富翁最快的一個行業之一。可是仔細分析房地產行業的需求和資金風險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由于銀行信貸風險控制等方面的原因，最終是七成的擔子擔在銀行肩上，成為典型的自己制造需求，自己制造氣勢的行業之一。這樣一來，中央為了控制金融風險，降低房地產市場泡沫，接二連三地出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僅打擊了投機勢力，也給有真實需求的群體上了一課。這種宏觀調控絕對是必要的，也是對于調整經濟發展結構有巨大好處的，絕對不是造成所謂通縮的直接原因。

解決結構問題與保持增長很難兼得

經濟增長結構與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對矛盾。為了保證經濟能夠長遠保持健康發展，必須針對結構進行修正與調整；而修正與調整結構是肯定會影響到經濟增長速度的。分析員需要指出的，在目前的中國的國情下，既要保證相對高速的經濟增長，又要完成經濟增長結構的快速調整是很難現時實現的。

在市場資源配置充分的條件下，充分就業率的變化程度是經濟運行好壞的主要標準。目前的情況下，中國GDP的增長速度高于9%，才能滿足就業的需要。在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由于投資就業系數比較低，必然依靠GDP的高速增長保證就業。如果GDP增速降低，就業率也會下降。這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目前中國的通貨緊縮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供大于求，供給與需求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社會保障短缺、教育短缺和住房短缺。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壓制了內需，造成了通貨緊縮的假象。由于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存在兩個市場：一是家電、服裝等日用消費品市場，另一個是住房、汽車、教育等公共服務品市場。貨幣政策只能對前一個市場具有高效的傳導與管理作用，但這一市場占經濟的整體比例很小。在中國消費結構升級換代的大背景下，后一個市場才是更應該調控的市場。貨幣政策對它的影響作用有限。

而且，中國目前由于增長結構造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耗能、高投資，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為代價的。目前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若不改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到2020年實現GDP翻兩番是很難做到的。從2003年開始的能源緊張就是這一潛在危機的表征。可是我們參照其它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史可以看出，荷蘭、瑞典、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社會保持發展的同時實現工業用水零增長。這就是依靠調整增長結構和提高增長效率來實現的。所以我們還應該重新提起“磨刀不誤砍柴功”的認識，目前的通貨緊縮也好，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罷，只要是落實在結構調整上的，還是應該繼續推動下去。